Glory & Dream

在这世代中，求主亲自带领；在这事情上，求主更加祝福。阿门。

祂是沙仑的玫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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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花了周日中午几个小时，看完这部刚拿下“金球奖最佳剧情影片”的《赎罪》。既有好莱坞商业片善于讲故事的优点，又融合了文艺片的那种能挑动心弦的细节。国内影院已经在上映，影评也就不写了。我还是看了王怡的这篇，才找来这部电影看的。以下文字均转载自这里。
英国作家伊恩·麦克尤恩的小说，去年拍了同名电影，好评如潮。
电影分成两截，前面有简·奥斯丁的风格，一个哥特式英国庄园的故事，塞西莉娅小姐和管家的儿子罗比的爱情，很老套、很英国。我不太喜欢那种黑黢黢的侦探小说的笔法。迷人，但格局小巧。最要命的是那种斯文，给生命中要对付的苦难与罪愆，都蒙上一层“人性的、太人性的”面纱。有时构成一种张力，但至少在这部片子里，却有一种削弱。
后半截，从军的罗比把故事带进二战的宏伟叙事，影片也转为好莱坞的叙述风格。罗比死在在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最后一夜，导演用一个6分钟的长镜头，来铺陈大撤退的乱象。爱情和整个世界一起溃败，几个月后，塞西莉娅护士在一家战地医院，被洪水吞没。
到此为止，这只是无数令人伤感的倾城之恋，信手拈来的一出。但整部影片，其实是塞西莉娅的妹妹布里奥妮的忏悔录。滴答的打字机声从头到尾，非要刺破你的耳膜。结果不是造化弄人，而是布里奥妮一手促成了这一悲剧。13岁少女的怀疑、想象、骄傲、嫉妒和恐惧，在那个夏夜的庭院，将一对恋人活活撕开。
塞西莉娅与罗比彼此倾慕，却执拗着很少说话。那个下午，他们在水池旁口角，罗比扯掉古老花瓶的一支耳，掉入水中。塞西莉娅赌气地脱掉衣服，跳入水池。罗比转过脸去，双手握紧，攥到发白。这一幕，布里奥妮透过玻璃窗远远地看见。文学的想象力配合13岁的世界观，使她认定罗比是一个色情狂，正在欺负她姐姐。接下来误解逐步加深，直到布里奥妮在晚宴前的图书室，撞见姐姐和罗比倾吐爱慕，肌肤相接。
当夜，庄园里碰巧发生了一桩强奸少女案。布里奥妮瞅见了逃跑者的背影，她向全家宣告，我知道是罗比。警长问了两个很专业的问题，“你知道还是你看见”？她说，我看见。警长再问，“是否就像现在看见我一样”？小姑娘坚定地说，是的。
身着礼服的罗比带着羞辱，被拖入警车，后来送往欧洲战场。塞西莉娅与全家断绝往来，成了战地护士。五年后，他们客死异乡。布里奥妮18岁了，也成了护士，她看着法国士兵如何在她面前死去，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罪错，在夜里撰写她的第一部小说《赎罪》。直到74岁，长达一生的悔恨走到尽头。布里奥妮出版了最后一部小说，就是这本修改了56年的《赎罪》。
忏悔的议题，是很难在中文世界里遇见的。有人一辈子造孽，晚上睡得最香。有人犯下一个错，一生追悔不及。影片有一个镜头，护士布里奥妮反复洗自己的手，彷佛永远洗不干净。人会找各种缘由开释自己，但当布里奥妮在教堂，听见牧师在婚姻誓词前，对新郎新娘说，人若作假见证，上帝必不祝福他们的婚姻。她从此独身一人，写了一辈子小说，一辈子的忏悔录。
在战地医院，同伴说，你一定有个隐秘的情人。布里奥妮说，我从未恋爱过。难道你从没喜欢过一个人吗——有的，我13岁时喜欢一个哥哥，我故意跳到河里看他是否来救我，结果他救我之后，就转身走了。
这个人就是罗比。布里奥妮对他的诬告，埋伏着要她用尽一生才能看清的情感，和其中怨恨的暗流。
所以这部电影不是关于浪漫爱情，而是关于无力自拔的痛苦，和自我赎罪的不可能。影片最打动人的段落，是布里奥妮鼓起勇气向姐姐道歉，遇见罗比和姐姐在一起。罗比严厉地说，永远不会原谅她。这段落拍得恍若隔世，接着老年布里奥妮在访谈中，说出了他们死亡的真相。她说，这一幕是我虚构的，其实我从来没有机会向他们道歉。我的姐姐一生和她最爱的人在一起，只有图书室里的十几分钟，和战地相逢的半个小时。
如果忏悔的对象是人，他不在了，你活着就活在深渊里。因为你再也没有机会。这就是影片留给人的仰天长叹。我若是布里奥妮，我还有无可能，没有屈辱地，没有愧疚地，光明而自由地过我的余生？或者说，他们的死，就是对我良心的死刑判决？
有人说，中国人忏悔意识缺乏，因为忏悔的对象只能是无限者，而不可能是有限者。在英文中，“atonement” 的意思，是上帝与罪人之间的和解。到底是“造化弄人”，还是人在弄人？人的确要对自己的行为和心思负责，但塞西莉娅和罗比的结局，若在终极的意义上，是由布里奥妮的错误决定的。那么布里奥妮就绝无赎罪的可能。她若有良知，她的一生就只能是地狱。可这样的宇宙人生，实在不是人的生命可以负担得起的。
其实当年奥古斯丁说到忏悔（confession）时，是指一个公开的认信和宣告。包含着类似法庭审判的场景。有三个因素，一是有审判者，他倾听、问责，并施恩赦免；二是场景的透明性，在任何有限者、包括受害人面前的忏悔，都是不透明的。人可以审判人的行为，但人不知道人的心。古人说“天知地知”，天不知地不知的忏悔，就不是忏悔，也无法成为赦免的管道。第三是公开的见证。透明是针对宇宙万物的，公开针对他人。很多人认为，忏悔是纯粹个人主义的，是独自与受害人，或独自与上帝的关系。但在奥古斯丁的观念里，缺乏见证，就没有忏悔可言。所以世上绝没有秘密的忏悔，这也是布里奥妮必须成为作家的原因，她的忏悔需要一个陪审团，就是她的读者。
每个人的一生，都有一本帐。一人一本忏悔录。但只有这三点，才构成奥古斯丁式的《忏悔录》。人若以自己为辩护律师，那是卢梭式的《忏悔录》。人若是以自己为审判者，就是常说的“良心法庭”，那是托尔斯泰式的、或布里奥妮式的《忏悔录》。值得尊敬，却缺乏恩典。人若以他人为审判者，就是巴金式的《忏悔录》，在历史、文化、道德和数量面前的忏悔，就是常说的“道德法庭”。不但少了恩典，连公义也常被民意所左右，被局势所遮蔽。在巴金那里，最大的真话就是“毛主席伟大，但四人帮万恶”。这是一种无法清除偶像崇拜的和自我虚构的赦免。
一个见鬼的时代，每个人的手上都沾满了血。奥古斯丁说，“我忏悔故我在”；犹太人的先知以赛亚，在倾国倾城之际，仍有预言说，“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。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”。
那个13岁的小女孩却用一辈子喊道：怎么可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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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处不在巴别塔

美国边境警察，几乎没有一个是像理查先生（皮特）这样的北欧白种人，不是拉丁人就是黑人，但当他们在检查来自南方的墨西哥人时，都是美国人，而且是傲慢又充满偏见的美国人。仅仅因为国籍的不同，在他们之间就有一座让人分离的巴别塔。
苏珊在摩洛哥被一颗流弹击中，美国政府的第一反应就是把事件上升到恐怖袭击的高度，而摩洛哥政府立即的反应则是否认这是一起恐怖袭击，双方为此而争执一番，而苏珊的安危却是居于其次了。同车的美国游客在沙漠小镇中待了几个小时，就开始为自己的安全忧虑起来，有人提到在媒体上报道的三十名西方游客在一个埃及小镇集体遇害，有人则抱怨太热，有人说要赶快回旅馆服药，没有一个游客关心苏珊的生死。仅仅因为遭遇的不同——虽然他们都是美国人，在他们和理查夫妇之间就有一座让人分离的巴别塔。
日本女孩，生活在一个无比繁华熙攘的都市，因为她的聋哑，在她的心中和这世界存在着难以跨越的隔阂。同龄的“正常人”似乎把她视为异类，她心里则深深地认为他们“正常人”就是把她视为异类。在日本这个高度追求同质化的社会，被视为异类，几乎等同于被放逐。仅仅因为身体的区别，在他们之间就有一座让人分离的巴别塔。
这样的巴别塔还在日本女孩和她的父亲之间，在摩洛哥的警察和老百姓之间，在牧羊的两兄弟之间、在理查夫妇之间……

得见亮光

摩洛哥导游，在陪伴理查夫妇的第二天清晨，朝向麦加的方向虔诚敬拜，窗外的光芒从窗口弥漫到房间里来。在直升机姗姗来迟的时候，理查回过身来从钱包中掏出一厚叠美元塞给一直帮助他们的导游，导游拒绝了，美国人和阿拉伯人在一个偏僻的摩洛哥小镇，在呼啸的UH-1直升机旁拥抱在一起。
导游家的老奶奶，完全不懂英语，她只知道有个外国女人流血不止几乎要死了，正躺在她家里。她陪在苏珊旁，在苏珊因为恐惧而将近发疯的时候，缓缓地拿出一枝烟，点燃起来，递给苏珊。
在逃亡的路上，哥哥被前来围捕的警察打死，父亲抱着哥哥失声痛哭，一直心存骄傲的弟弟终于摔碎了手中的猎枪，向警察投降，眼前显现出兄弟俩在山上迎风嬉戏的情景。
来调查猎枪情况的日本警官，无意中成为了女孩的倾诉对象，和 J-Pop 或者夜店舞池中的“交往”不同，警官没有将她看作另一类人，让女孩得到了自己一直期望的“平常”的交流，这一次不有愤怒、怨念。父女在阳台上和解，随着镜头的后退，两人的身影化在东京大城的点点星光中，所有的人都在同样的天空下，没有巴别塔，不该有巴别塔。

愿我们在最暗的夜，得见最亮的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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